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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时间:2017-03-13 11:52  来源:未知  阅读次数: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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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摘要: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民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人权的保护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起步晚,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本文立足于民法的基本理论及现行法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首先介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概念,接着介绍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缺陷,造成缺陷的原因及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可从哪几方面来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关键词: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缺陷    完善
AbstractCompensation for Mental Loss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Civil system. But our country's Compensation for Mental Loss was started later than many other countries and still have many defects though it protects our human rights in some degree. According to our practice condition, this article stands on the Civil law and the active laws,  provides you three points of view, firstly, introduce the interrelative concept about the Compensation for Mental Loss system, secondly, introduce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existent defects with the causes of these defects and the necessary of making it step into a better condition, finally, provide my own opinion on consummating this system in many aspect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mprove my understanding level after the analyse and researching of the defects of Compensation for Mental Loss system.
Key words: mental loss     compensation for mental loss     defect    improve

 
目录
 
引言............................................................... 1
一、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概念的界定............................... 1
(一)精神与精神损害............................................ 1
(二)精神损害赔偿.............................................. 2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及原因分析........................... 2
(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2
(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缺陷的原因分析............................ 5
三、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6
(一)有利于更好的保障人权的实现................................ 6
(二)体现了功利主义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7
四、如何来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8
(一)扩大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权利主体范围。.................. 8
(二)扩大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客体范围。...................... 9
(三)我国在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保护上,应尽量的化被动为主动.... 9
(四)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定标准作出客观化的规定,使之更加明确... 10
(五)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其滥用、错用和怠用。........... 11
 

引言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人类对自身的幸福、平等的追求从未停过,特别是近现代,从十九世纪“天赋人权”思想的提出到现代人权概念的发展成熟,从物质文明的发展到精神文明的建设,迫切需要把精神损害赔偿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对人自身价值的充分认识和尊重。精神损害赔偿是救济人身权利的重要方法之一,是现代法律人性色彩的集中体现,也是各国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
建国以后,我国的法律移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业已建立。而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国家赔偿法》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人身权利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司法保护。但是与国际人权保护的实践和制度相比,我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具体到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主体范围、客体范围的不够全面,判定标准的不够明,导致对当事人利益的司法保护不够统一和均衡,严重影响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毫无疑问,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日益注重保护人权的今天,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一、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概念的界定
(一)精神与精神损害
“精神”这一概念,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涵义。从本质上看,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的、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和成果的总称。[1]哲学上的精神包涵两个层次,一是精神生产,二是社会精神生活。在范围上主要表现为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成果的传播与意识的传播,精神享受。精神享受与精神生产、精神传播三者互相联系,构成一定的社会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2]法律上使用精神这一概念,只是哲学上关于精神概念的内容的其中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指精神活动,即法律上的财产流转活动相对应的活动,包括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活动和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
精神损害这一概念,我国仅提出了概念,在相关的法律上并没有做出明确界定,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解释。而对于精神损害如何定义,学术界争论颇多,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的丧失或减损。精神痛苦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是侵害公民人体的生理伤害,即侵权行为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时,给权利主体造成生理上的损害,是其在精神上产生痛苦。二是侵害公民心理的心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时,侵害了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活动,导致人的上述精神活动的障碍,使人产生愤怒、恐惧、焦虑等不良情感,造成精神痛苦。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是指公民、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造成损害”[3]。而狭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公民因其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及其他不良情绪”,[4]即仅指精神痛苦。这两种学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广义说主张精神损害不但包括精神痛苦还包括人格利益的减损,因此法人也有精神损害;而狭义说则认为精神损害只包括精神痛苦,法人不存在精神损害的问题。所以从这两种看法来看,本人认为狭义说更合理一些,认为精神损害只包括精神痛苦,法人没有精神损害,因为法人不可能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不可能产生精神痛苦,而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33年,已在《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已明确否定了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精神损害赔偿
而精神损害赔偿又是一种怎样的救济制度呢?有损害才有赔偿,因而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的形式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5]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及原因分析(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对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起步比较晚。在我国历史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出现在《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之中,及至正式通过民国民法,才建立了完备的制度。该法首先在总则编规定了第18条:“人格权受侵害时,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时,得请求防止之。前项情形,以法律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和精神抚慰金。”然后,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第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上述法律规定,完整地体现了现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既包括名誉权、自由权等侵害的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制度,也包括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抚慰金赔偿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开始借鉴原苏联民法的理论和立法经验,否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合理性,将精神损害赔偿视为资产阶级的民法制度而予以排斥。《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虽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但也作了初步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2月6号作出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扩大了《民法通则》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第一次以条文的形式将生命健康权、隐私权等权利纳入在内。而我国最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和《国家赔偿法》也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这首次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畴,打破了以往国家机关对于造成受害人精神痛苦不赔的局面。建国以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但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精神利益,即涉及到人格和尊严的利益,我国对其保护还是不够全面,保护力度不够,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具体表现在:
1、在受保护的主体上,我国保护的是那些能感受生理与心理痛苦的自然人的精神损害,而对于精神病人、植物人的精神损害我国却不保护。因为认为他们不能够感受到生理与心理上的痛苦,所以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从人权角度上来说,只要是生理上的人,他就享有无条件的人权,也即享有作为人所应该有的人格和尊严,即精神利益。而精神利益的保护在于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平等性,尊重它是道德的,否则是不人道的,践踏任何人的尊严都会造成人类整体尊严的受损,比如那些植物人、精神病人,他们作为有生命的人,如果没有尊严,人类自身的道德表现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对植物人、精神病人的精神损害不予保护,也可以说是对人权的一种践踏。因此,我国也应该把植物人、精神病人等的精神损害纳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保护范围。
2、在保护的客体范围方面,对人身权实行较全面的保护是现代侵权法的发展要求,许多国家对法律,不仅对一般人格权进行保护,也保护特定人格权。而我国并没有一般人格权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主要是特定的人格权,范围过于狭窄,采用列举的方式把我国所要保护的客体列举出来,而对其他一些没有列举出来的权利客体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通常不予支持,以贞操权为典型。贞操权是指“公民保持其性纯洁良好品德,享有所体现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6]。贞操权的保护在理论界已经成为共识,而由于我国社会传统的歧视,贞操权受侵害时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往往比其他人格权被侵害时产生的精神损害大,而我国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规定。还有就是我国对于因违约而受有精神损害的合同当事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也是不足的,我国仅对美容、整形等服务合同未能达到合理的预期目的并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和对冲洗照片丢失底片的情况判有精神损害赔偿,而对其他合同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是不足的。
3、在精神损害赔偿的客观内容方面,过于笼统,判定标准不明确,致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错用和怠用。我国《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才予以精神损害的财产赔偿,而对于那些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我国也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是以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而不支持以财产赔偿的方式。然而如何来界定所造的精神损害的后果是否达到严重的程度,赔偿的金额如何来认定,我国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而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认定,因此对于相同的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可能就不一样,在司法实践中也就产生了因理解不一而造成标准和尺度不一的现象,对赔偿金额的标准也不确定,从而使得可操作性大受影响。
(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缺陷的原因分析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缺陷,那也必有造成其缺陷的原因,主要有:
1、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学术研究不充分,缺乏深入性、针对性。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萌芽于罗马法后期即法典编撰时期,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规定:“侵害行为的构成,不仅可由于用拳头或棍棒殴打,而且由于当众污蔑,如诬赖他人是在无人而占有他人的财产,而行为明智他人对他不负任何债务:或写作、出版诽谤性的诗歌、书籍,进行侮辱,或恶意策动其事:或尾随良家妇女、少年或少女,或着手破坏他人的贞操。总之,很显然,侵害行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关于一切侵害,被害人可提出刑事诉讼,也可提起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应根据以上所述估计一个数额,对行为人处以罚金。”[7]到了《德国民法典》的颁布,正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而我国的民法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物质赔偿,且起步较晚,到了清朝后期,才在《大清民律草案》中首次出现了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还一度受原苏联民法理论和立法经验的影响,认为用金钱赔偿精神损害,是人格的商品化,实际上是降低了人格,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也是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刑事手段或其他民事手段来对非物质损害进行救济。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逐步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由于起步晚,对相关理论的探讨就比较浅,更多的是借鉴外国的做法,再联系上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法条的规定也就比较粗糙,难免在精神损害赔偿保护的权利主体和客体方面有所缺漏。
2、我国有关法律在精神损害的认定方面的不明确和缺失,难以给出一个认定标准,主要是靠我国法官的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来认定的,而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其本身的局限性,我国对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度缺失,导致有些法官肆无忌惮的滥用、错用和怠用其自由裁量权,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我国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晚,我国整体法官的素质不高。但是,“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8]。因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官的自尊心、责任感以及他们的智慧和自制力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而由于我国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加上经历不同导致不同的理解,容易使我国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有些法官没有认识到自身素养的缺陷,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任意性大,二是有些法官认识到自身素养的缺陷,对一些复杂的案件就不敢轻易下结论。另一方面,我国程序正义意识缺失。正当的程序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法官在自由裁量权行使方面的恣意、专断,从而达到结果的正当化。但受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重实体轻程序,追求“无讼”的理想境界,只要可以实现实体法上正义,很少注重程序方面的正义,导致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必要的管制与约束,从而对是否造成精神损害的认定方面有不同的做法。再加上可能由于当事人的成长背景、教育环境等的不同,就同一个事件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的程度也会不同,这又给法官在判定是否精神损害达到“严重”增加了难度。因此,造成了在精神损害的认定方面做法不一,判定标准很难明确。
三、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精神损害的客观存在,要求对这种违反公平正义理念的状态进行法律矫正,提供法律救济,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在现代物质社会,财产上损害及其赔偿向为各国法治之重心及学术研究之对象。[9]但是,随着近现代人权的发展,个人的人格越来越受到重视,与之相应,人格权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因此,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现今社会看来,也是有其必要性所在的,主要为:
(一)有利于更好的保障人权的实现
人权,指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即普遍的人类权利。人权具有普遍性,从其产生之始,普遍性就内涵与其中了。人权的普遍性包括主体的普遍性、客体的普遍性和内容的普遍性。
人权主体具有普遍性。《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其种族、肤色、语言、性别、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其他出身、身份。”这就很好的阐述了人权主体的普遍,它包括一切所有的人,在法律意义上来讲就是指不论一个自然人是否完全享有民事行为能力,他都享有这些权利,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类人在某些能力上的欠缺,而就剥夺了他这些本应该享有的权利,这是不人道的。
人权客体具有普遍性。这是与人的共性息息相关的。人的本性是相通的,任何人都具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和价值。《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宣布:一切人权都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人权的普遍性之根源正是在于人权的价值,在于维护、巩固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普遍人权的理念是建立在人的尊严基础之上的。[10]这些关于人权的标准确定了可能生活的要求和条件,使人们不再恐惧,不再害怕理性和良知会遭到玷污,对生活抱有希望。人有共同的尊严和价值,这是人的共性,也为人权的普遍性奠定了基础。
人权的内容具有普遍性。人权的内容包含各种权利,而任何权利都内含某种利益,人们之间的权利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不同的群体之间总有总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因而也就具有共同的权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或相同文化的不同个体之间,会存在着共同的生存权、发展权等与人相关的权利,这些共同的权利构成了人权,也是人权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主要是具体的人格权,这也是人权中的一个重要权利,因此也应该体现人权的普遍性的属性。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就规定“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以把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主体扩大到一切的自然人,即包括那些植物人、精神病人等,把客体扩大到所有的人格权,包括贞操权等,这样不仅完善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能更好的保障我国的人权,也能打破一些西方国家历来批判我国不尊重人权的一些言论,更能与国际社会接轨。
(二)体现了功利主义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功利主义,是英国的杰里米·边沁首先提出来的。功利主义的原理。就是根据每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如果该当事人是一个特定的个人,那么功利原则就旨在增进该人的幸福;如果该当事人是社会,那么功利原则便关注该社会的幸福。[11]功利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人都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个人要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及其措施来说就是应该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就是所谓的“最大幸福”原则[12]。功利主义对国家法律和制度好坏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即看是否能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的乐。
而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体现我国市场经济的平等和公平原则。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一种经济上的补偿,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其次,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加强民事权益保护的一个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更好的保护人民的权益。最后,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以抚慰受害人或其亲属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害人或其亲属的精神痛苦,同时在社会上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从这来看,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的乐,更好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四、如何来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虽然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现有的精神损害赔偿在面对现今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已经显示出了很多的不足,不能很好的保护人们的权益,因此亟待采取一些措施来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扩大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权利主体范围。
卢梭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人一生下来,便平等的享有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应当平等赋予每一个人,不应有所区别。精神病人、植物人等也是人,即使他们感受不到精神痛苦,但损害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虽然是以一定的金钱来抚慰受害人的心灵,但其体现的更高价值应该在于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只要是人,就有人格尊严。所以我国应当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大到一切的自然人,不能仅局限在能感知精神痛苦的自然人,而应当包括植物人、精神病人等人群,确保所有民事主体在受到侵害时都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二)扩大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客体范围。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客体仅限于人格权,但又不包括所有的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了对我国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的侵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后来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可见,该解释扩大了我国《民法通则》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但仍是不够的,采用列举的方式仍不能很好的保护人们的权利。而外国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于开始得比较早,相对我国的也就比较成熟,他们采用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立法方式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扩大了人格权受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还有就是对于违约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在一些国际性的立法文件中,明确确认了合同责任上的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通过合同之诉已成为国际通行的做法。所以我国应当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可以借鉴外国的做法,采取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做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作出更全面的规定。首先应当把保护的客体扩大到包括所有的人格权,既包括具体人格权,也包括一般人格权,因为对精神利益的保护也是对人权保护的一种体现,而人权的保护具有普遍性,所以应把贞操权、配偶权等有关人身的权利纳入其客体中去,同时也应对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损害作出规定,使当事人的利益更好的得到保护;其次应当将因违约而遭受精神痛苦也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中去,而不应当仅局限在美容、整形等服务合同以及照片冲洗底片丢失的情况。
(三)我国在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保护上,应尽量的化被动为主动
被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司法保护的被动性。司法的被动性是指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诉请中立地进行裁判,它在民事诉讼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不能主动启动司法程序,即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第二,不能擅自变更当事人的诉请内容,法院只能就当事人诉请的内容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裁判,而不能超越其请求范围。其二是在造成权利受侵害前保护的被动性。我国只有在权利受侵害时才会去保护,而在受侵害前,却很少采取措施来保障权利不受侵害,更多的是采取事后补救的方法来对权利进行救济。
在我国有关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我国法院在受理时只有原告提出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法院才会去考究是否应该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如果原告没有主动提出,即使法院知道有精神损害的存在,也不会主动作出这方面的裁判。而且就算原告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数额明显偏低于法律的要求,法院也不能依职权判定被告负超过原告主张的部分。因此,我国法院应该在坚持司法被动性的前提下,开展一些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知识普及的活动,提供一些相关的法律咨询,以案释法;同时,我国法官应该在一定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能动地解释和适用法律,不要机械地去适用法律。还有就是我国应该加快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规定,使其更加完善,如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标准、明确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等,让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更好的了解相关权益,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利。
(四)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定标准作出客观化的规定,使之更加明确
我国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定义为造成严重后果,这非常的不明确,也比较的主观,大部分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认定。这非常不利于保护人们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对这严重后果的界定,也要因人而异,是否对受害人造成严重后果跟他的人生经历、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有关,这也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定造成一定的困难,因为司法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对受害人的方方面面进行考察,难免在判定上会出现差错,作出不公平的裁判。所以本人认为,我国在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定标准方面应尽可能的从以下几方面来界定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一是否造成受害人的身体伤残或造成受害人死亡:二是考虑受害人所属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三是该侵害行为在社会上造成的社会影响:四是受害人是否因为该侵害行为而患有精神障碍或其他更严重的精神疾病;五是还可以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来测量该侵害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心理伤害。通过对这五方面进行规定,来对“严重后果”尽可能作出客观规定,使其明确。
(五)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其滥用、错用和怠用。
在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由于判定标准、赔偿金额标准的不确定,很多都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内心修养来裁定的,在程序又缺少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导致在案件中有精神损害但法院没有支持或者虽然支持但却数额判得很少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通过陪审制和判例制度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实践来看这确实起到了挺大的作用。因此,在当今法律全球化的趋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我国也可以借鉴外国的制度来约束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先例拘束制度。还有就是我国检察机关作为我国法律的监督机关,应该严格的监督法院在法律上的执行情况,同时还应该增强我国法官的专业素养,提高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以便在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定上能更加的发挥法院在其中的作用,更好的保护人民的权利,维护我国法律的权威。
 
结语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公民权利救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填补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制裁和抑制侵权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正日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实际出发,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在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有一定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及完善进行了一些不成熟但真挚的思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对我国是一项宝贵的财富,对我国公民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国家赔偿法》的修订,相信在较为成熟的理论下,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断的得到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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